張衡地動

東漢朝廷把地震當作必須記下的事。《後漢書·五行志》地震條按年份記下多次“京都地震”，有的條目還附記當時的朝政，如陽嘉二年四月京都地震，下記“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這類記錄歸太史令掌管：《後漢書·百官志》說，太史令“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張衡曾兩度任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後漢書·張衡傳》）；《大英百科全書》記他生於78年，卒於139年。

陽嘉元年（132年），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地動時一龍機發，吐丸落入蟾蜍口中，聲音響亮，守候的人由此察覺；其餘七首不動，循著它的方向，就知道地震來自哪一方。傳中又記，曾有一龍機發而京師“地不覺動”，學者都怪它沒有應驗，“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這次檢驗沒有寫明年份；有人據《順帝紀》永和三年（138年）“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繫於這一年，但同一條也說京師有地震，與“地不覺動”不合，所以只是推斷，尚無定論。

這件儀器帶來的變化，史書記得具體：“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也就是說，朝廷從此要求史官記下地震從哪個方向來。按傳中所記，它是在地震發生之後指示方向，讓京師在驛報到達之前就知道遠方某個方向發生過地震；它的可信也不是憑一句稱頌，而是在京師學者面前，由幾天後的驛報對照確立的。《後漢書》稱它“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這是史家自己的評價。張衡在奏疏中還論及“前年京師地震土裂”等災異（據注，這次地震在永建三年，即128年，早於地動儀），又認為圖讖虛妄，主張“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造儀器測方向的太史令，也在朝中主張禁絕圖讖，但他談地震土裂時，仍是把它當作災異來論的。

地震知識在古代目錄裡的位置，也說明它怎樣被理解：《隋書·經籍志》把《地動圖》一卷著錄在子部五行類。今天人們對地動儀的認識，主要來自《後漢書》的這幾段文字和後人依文字所作的復原。1951年，王振鐸設計並復原了一件1:10的木質模型，後來編入全國中小學教科書；一些學者認為，這個模型存在原理性錯誤，不能真正監測地震。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回應說，張衡及地動儀的內容沒有從統編教材中消失，只是編排有所調整（澎湃新聞所載共青團廣東省委文章）。《大英百科全書》的條目附有一件模型的圖片，也只說原器似乎是圓筒形，上有八個龍頭，下有八隻蛙。從史書裡的幾行文字，到課本中的模型，再到對模型的爭論，地動儀一直是人們談論古代科學時反覆對照的對象。

地動儀與三種典範的關係，大多要從太史令這個官署說起。與“渾天儀象”：張衡任太史令時作渾天儀，地動儀與渾天儀出自同一位掌天時的官員之手，一件觀測天象，一件察知地動。與“農曆歲時”：太史令歲終要奏上新年曆，又要記錄瑞應、災異；造曆與記災同歸一個官署，地動方向的記錄也就進入了這套記錄天時與異常的制度。與“陰陽五行”：《五行志》把地震與朝政並記，陽嘉二年（133年）的地震條仍附記封爵之事，《隋書·經籍志》也把地動之書列入五行類；張衡的儀器給這些記錄添了一項可以檢驗的方向，卻沒有改變把地震當作徵兆來讀的做法。

地動儀的分量不在器物，而在它記在史書裡的變化：自它之後，朝廷要求史官記下地震從哪個方向來；它的應驗，是在京師學者面前由幾天後的驛報對照確立的。它出自太史令之手，這個官署既奏新年曆、又記災異，渾天儀也出自這裡；它給災異的記錄添了可以檢驗的方向，卻沒有改變把地震當作徵兆來讀的做法。從1951年起，它又成了課本裡古代科學的一個圖像，連同對復原是否可信的爭論，至今仍是談論古代科學時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