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朝廷把地震當作必須記下、必須回應的事。《後漢書·五行志》按年記錄地震,常附當時的朝政,如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下記“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順帝紀》記的則是朝廷的舉措: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詔令核實傷害,對年七歲以上者每人賜錢二千,又“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後,五月的詔書說:“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負責記災異的是太史令,《百官志》說他“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造曆與記災同歸這一個官署,農曆歲時一條所講的新年曆,也出自這裡。
張衡做的就是這個官。《後漢書·張衡傳》說他“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任太史令後“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順帝紀》記,陽嘉元年(132年)“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注文說“時張衡為太史令作之”;《張衡傳》也說是張衡所造:“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地動時“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傳裡還記,有一次“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鹹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這次的年份傳中沒有寫。《順帝紀》永和三年(138年)二月記“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若把傳中這次檢驗繫於此事,則與“地不覺動”不合,因為那一條也說京師有震;所以這次在哪一年,本文不作判斷。
儀器的作用,史書只寫了一句:“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從這時起,史官要記下地震來自哪個方向。它在地震之後指示方向,讓京師在驛報到達之前就知道遠方發生過地震,它的可信,是在京師學者面前由幾天後的驛報對照確立的。《後漢書》稱它“驗之以事,合契若神”,這是史家自己的評價。永和三年的災後措施,《順帝紀》寫得具體:遣光祿大夫去金城、隴西,對壓死者中年七歲以上的人,每人賜錢二千,又“除今年田租”。地動儀給災異的記錄添了方向這一項可以對照的內容。
把地震當作徵兆來讀的做法,同張衡的儀器並存。《五行志》引《春秋漢含孳》:“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坼,畔震起,山崩淪”,並把永元四年六月的郡國十三地震同竇太后攝政、竇憲專權聯繫起來。張衡自己在奏疏裡主張“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也提到“前年京師地震土裂”這樣的災異。前面那條陽嘉二年的地震記錄,正在儀器造成的第二年,後面仍附著宋娥封君的事;陰陽五行一條所講的解釋災異的框架,並沒有因為一件銅器而收起,變的是記錄的細節。張衡又是渾天儀象一條所講的渾天儀的作者:《張衡傳》的李賢注引《漢名臣奏》所載蔡邕的話,說言天體者有周髀、宣夜、渾天三家,“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銅儀,則其法也”。《隋書·律曆志》把他列在歷代重設圓周率的人裡:“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這串名字也連著九章算術一條所講的劉徽。
今天人們對地動儀的瞭解,主要靠這幾段文字和後人的復原。澎湃新聞上共青團廣東省委的文章說,教材裡的地動儀是王振鐸據史籍復原的模型,他1936年畫過“懸垂擺”的圖稿,1951年改用“直立杆原理”,做成一比十的木質模型,後來編入教科書,中國地震局也用它做了標誌;一些學者認為這個原理不能成立。2010年科技日報採訪的中科院青藏所研究員劉靜說,通過地動儀監測地震在原理上是可行的,功能“毋庸置疑”,地動儀的作用是監測,而不是預測;報道同時寫道,至今仍沒有復原出完全符合史料記載、又能監測地震的地動儀。據這篇報道,河南博物院2005年複製過一台,投入幾十萬元;參與復原的馮銳此前說過,監測真實的地震須建地基等設施,耗資巨大。共青團廣東省委那篇2018年10月發布的文章,還轉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回應:張衡及地動儀的內容沒有從統編教材中消失,只是編排有調整。
史書裡的幾行字,是這件儀器的主要憑據:它造在掌管曆法與災異記錄的太史令手裡,同渾天儀出自一人;它讓地震有了可記的方向,史官從此要記下地震從哪邊來,《五行志》卻照舊把地震同朝政連在一起記。後人手裡沒有原器,復原的模型、課本裡的圖、圍繞原理的爭論,都是從那幾行字出發的。
張衡地動是格致算造裡講東漢張衡所創候風地動儀的一類。地動儀造在洛陽,以都柱和八條龍的機構,感知遠方地震發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