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表測影把直立的表與地上的圭連成一套觀測法:表是立在地上的竿,圭是承接日影、可以量長度的尺。日光投下的影子有長短與方向,觀測者遂能追蹤節令、辨認南北,並以特定日影討論“地中”。它既是器具,也是把天象轉成地面尺度的制度方法。
早期的線索來自考古。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把山西陶寺遺址的一處遺構定在晚新石器時代、傳說中的帝堯時期(約公元前2400—前2100年),認為它可能是中國古代早期天文觀象臺的遺存;研究者也說明,其功能仍須通過考古天文學研究取得可靠結論。這一材料的價值在於提供觀測空間的線索,而不是把推測寫成定論;後世文獻則說明測日影如何被賦予曆法和王國秩序的意義。
文獻中的傳承有兩個明確節點。《周禮》的作者與成書年代向有疑問,朱熹就說它“未必是周公自作”;書中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稱為地中,測影遂進入官制的設想。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許衡、王恂、郭守敬等奉詔改治新曆;據《元史·曆志》,所用之表“是為八尺之表五”,即五倍於八尺之表,又在圭面量影,並“別創為景符,以取實景”。至元十七年冬至新曆成,詔賜名《授時曆》,十八年頒行天下。
它對歷史的作用,首先在於把王國的空間與公共時間放進同一套尺度。《周禮》把測日影與建王國、定王畿相連;“地中”不是自然給出的中心,而是由觀測、選址和政治秩序共同界定的。郭守敬等人的工作把這種理想變成國家曆法的實測程序:表高五倍於八尺之表,景符“以取實景”,日影的反覆測候成為新曆的依據。《元史》又記新曆是在“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的基礎上編成,說明圭表不是孤立的古物,而是官署、曆官與頒曆權力的一環。
它對文化的影響也超過觀測本身。冬至、夏至既是祭祀、農事和歲時生活的節點,又可由影長反覆核驗;“地中”於是成為後人討論中心、方位與天下秩序的語彙。朱熹談土圭時說,曆家的推算“以土圭測之,皆合”,把古法納入理學式的考證;同時他又說“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卻不曾行得盡”,提醒讀者區分經典的規範理想與歷史實踐。近年的陶寺研究同樣把觀象臺的功能列為待證問題,圭表測影因此在考古、文獻學與天文史之間持續被重讀。
圭表測影與五個典範有具體關係。與“廿四節氣”相連,是因冬夏至的長短影為節氣定位提供觀測基準;與“農曆歲時”相連,是因測定冬至能支撐歲首、季節與祭祀的安排。與“漏刻計時”相連,是日影定出一年中的分至,漏刻分割一天的刻數,兩者分掌年與日的尺度。與“子午實測”相連,是正午的影向把南北方向落到地面,讓方位不只存在於文字。與“授時曆定”相連,則是郭守敬等以高達“八尺之表五”的表、圭面和景符服務《授時曆》,把早期測影法納入元代國家曆法的校驗。
圭表測影的典範地位,在於它把一根表的影子變成可共享、可複核、也可爭論的尺度:陶寺遺址留下可能的早期觀象線索,《周禮》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界定地中,把求地中寫入制度設想,郭守敬等又以高達“八尺之表五”的表和“以取實景”的景符校定《授時曆》。它同時整理節令、方位與王國空間;後人沿用它的測量理想,也必須追問遺址功能、經典成書和制度實施的證據邊界,朱熹就已擔心其法“不曾行得盡”。
圭表測影是天道經緯裡講以立表之影測定節令與方位的一類。立一根表,量它的影長,可以定冬至、夏至,也可以求“地中”。從山西陶寺的彩繪圭尺,到《周禮》的土圭測影,再到元代郭守敬的高表,用的都是這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