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江畔,縴夫們弓身拉著糧船沿岸前行,領頭者揚手高喊,坡上梯田裡農人收割,村婦與漢子各自倚坡攏手呼唱,遠處帆影點點。
歌謠百調
以人聲歌唱為中心的音樂,從《詩經》、樂府、琴歌和詞調,到號子、山歌、小調、花兒、長調、侗族大歌等各地民歌,再到二十世紀的藝術歌曲,記錄了勞動、愛情和鄉土生活。
在中國,詩和歌長期是一回事。《尚書》說“詩言志,歌永言”,意思是詩表達心意,歌把語言拉長來唱。《詩經》的風、雅、頌分別是各地的民歌、朝廷的樂歌和宗廟的頌歌。後來的樂府詩、唐人絕句和宋詞,許多最初都是為了歌唱而寫的,詞牌就是曲調的名字。
民歌在歌曲裡佔了很大一部分。號子是勞動時的歌,船工、縴夫、搬運工靠一領眾和的號子統一用力;山歌在野外放聲,節奏自由,多唱愛情;小調在城鎮流傳,曲調規整,常配樂器伴奏;西北的花兒在花兒會上對唱,蒙古族長調悠長舒緩,侗族大歌多聲部無伴奏合唱。各地語言不同,歌的音調也隨之不同。
文人歌曲走的是另一條路。琴歌以古琴伴唱,如《陽關三疊》;宋代姜夔為自己的詞譜曲,留下帶旁譜的歌曲,是研究宋代歌唱的珍貴材料。明清時期,文人開始系統收集民歌,馮夢龍編《掛枝兒》《山歌》,說明“真詩在民間”的看法已被許多人接受。
二十世紀初,學堂樂歌把新式歌曲帶進學校。趙元任、黃自等作曲家用鋼琴伴奏為新詩譜曲,形成中國的藝術歌曲。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大量民歌被記錄整理,花兒、長調、侗族大歌等還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華夏歌曲是以人聲歌唱為中心的音樂。它的源頭是《詩經》:三百零五篇原本都能唱。此後有漢代樂府、南朝吳歌西曲、唐宋的琴歌與詞調,也有世世代代在田野、山間、江河上流傳的民歌,如號子、山歌、小調、花兒、長調和侗族大歌。二十世紀,詩人和作曲家合作寫出了藝術歌曲。歌曲把詩、方言和旋律連在一起,是與日常生活貼得很近的表演藝術。
這條線的起點是《詩經》。它收錄西周到春秋中期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其中國風一百六十篇多為各地民歌,在王室宮廷中配樂演唱,樂譜和舞蹈已經失傳。戰國時期,楚地的《九歌》保存了祭神歌曲的面貌,屈原《招魂》提到吳地的歌“吳歈”。
漢武帝時(公元前112年起),樂府成為採集、編寫和演唱民歌的官方機構,“觀風俗,知厚薄”。《陌上桑》《十五從軍征》等樂府歌詩因此流傳。魏晉南北朝時,南方出現以《子夜歌》為代表的吳聲歌曲和以荊楚為中心的西曲,北方有《敕勒歌》《木蘭詩》等北朝民歌。宋代郭茂倩把歷代樂府編成《樂府詩集》。
唐代詩歌常被歌伎傳唱,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後來成為琴歌《陽關三疊》。宋詞本是配合燕樂曲調的歌詞,姜夔為自度曲記下旁譜,使部分宋代曲調得以保存。元明清時期,散曲、時調小曲在城市流行。明末馮夢龍編成《掛枝兒》《山歌》,收錄吳地等處的民間歌曲;清代各地方誌和文人筆記也常記錄山歌、花兒等民歌。
二十世紀初,學堂樂歌興起。1920年劉半農在倫敦寫下新詩《教我如何不想她》,1926年趙元任為它譜曲,成為中國藝術歌曲的代表作;此後黃自、賀綠汀等人繼續創作。二十世紀中葉,音樂工作者對各地民歌進行大規模記錄,編成民歌集成。蒙古族長調(2005年)、侗族大歌(2009年)和花兒(2009年)先後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吳歌等民歌在2006年進入首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今天,這些歌在鄉村和舞臺上繼續被人傳唱。
樂府官署中,樂官執譜教唱,民歌手各展歌喉,一人在側以竹簡採錄,採詩之官將民間歌謠編纂入樂. 採集田野民謠入樂、打破貴族文化壟斷的民間聽覺檔案.
黃河邊有一個老船工,年輕時拉縴,一路唱號子。他的孫子在城裡學音樂,回鄉時帶了一臺錄音機。
孫子說:“爺爺,您唱一段號子,我錄下來。”
老船工擺擺手:“號子不是一個人唱的。一個人領,大家和,繩子才拉得齊。”
孫子把村裡幾位老人請來。老船工起了個頭,老人們一聲接一聲地應和,聲音越來越響。唱完,有人抹眼淚,說好多年沒這樣唱過了。
孫子回到城裡,把這段錄音放給老師聽。老師說:“《詩經》國風裡的很多歌,原本就是各地的民歌,也是這樣唱出來的。後來有人把它們記下來,才傳到了今天。”
許多歌曲的根在民間。從《詩經》國風、漢代樂府到明清民歌集和今天的民歌整理,一代代人把勞動、愛情和思念唱成歌,又有人把它們收集記錄下來。歌曲因此既屬於唱的人,也屬於記的人。(這是一則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歷史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