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在患難中彼此扶持,這種倫理在早期文獻裡有兩種寫法。《詩經·邶風·擊鼓》中,出征的士卒念及“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毛詩序》說這首詩是“怨州吁也”,鄭玄的箋把這幾句讀作“從軍之士與其伍約”,即同伍的士卒相互立誓;後世則常用這句話形容夫妻相守,兩種讀法並存。戰國時的《莊子·大宗師》寫道:“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天說的“相濡以沫”取自前半句;原文接下去說的,卻是“不如相忘於江湖”。
把夫婦關係定為禮制的,是《儀禮·士昏禮》與《禮記·昏義》,它們對六禮婚制作了規定。《士昏禮》依次寫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各節的辭令;迎娶之日,父親醮子,囑咐他“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昏義》解釋這些儀節的用意:“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新婦進門,“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它又把夫婦放在一連串人倫的起點:“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並說“昏禮者,禮之本也”。《周易·序卦》也排出同樣的次序:“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婚姻後來也寫進了律令。據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曉林介紹,永徽四年(653年)“律疏”頒於天下,後世稱為《唐律疏議》。它的戶婚律一面承認丈夫可以出妻,疏文引令列出“七出”:“一無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一面又加以限制,列出“三不去”:“經持舅姑之喪”“娶時賤後貴”“有所受無所歸”。律文規定:“諸妻無七出及義絶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犯義絕的,“離之,違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劉曉林還交代了這些條文的去處:唐律和律疏在宋代一直作為現行法實施,元代斷獄仍常引為依據,明初定律“篇目一準於唐”。什麼情形可以離異,什麼情形不得休棄,由此都有了明文。
夫妻倫理又由家訓、史傳和文學傳下來,內容也隨時代改寫。東漢班昭《女誡·夫婦》說:“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又說“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敬慎》一篇則講“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後漢書·逸民列傳》記梁鴻娶同縣孟氏之女,每次歸家,“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清代沈復生於乾隆癸未(1763年),他在《浮生六記》裡寫妻子陳芸的心願,“布衣菜飯,可樂終身”,又記二人刻“願生生世世為夫婦”圖章兩方,往來書信時各執其一。這裡看重的是兩人之間的情分,與《昏義》“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的著眼點不同。到二十世紀,費孝通在《鄉土中國·家族》中對照中西:“在西洋家庭團體中,夫婦是主軸”,而我們的家“是個綿續性的事業社群,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在夫婦間得相敬”,鄉村裡“夫婦之間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見的現象”。在他的分析裡,傳統的家並不以夫妻之情為中心。
夫妻之道在別的典範裡也處處露面。與“禮以行之”:《昏義》稱“昏禮者,禮之本也”,同篇又說“夫禮,始於冠,本於昏”,婚禮是整套禮儀的根基之一。與“孝慈傳家”:婚姻“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父親醮子時說“承我宗事”;唐律“七出”有“不事舅姑”,“三不去”有“經持舅姑之喪”,夫妻關係始終與奉養父母、延續宗族連在一起。與“手足情深”:《小雅·常棣》在《毛詩序》裡是“燕兄弟也”的詩,卻把夫妻與兄弟並寫:“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與“四書五經”:原為《禮記》一篇、後來列入四書的《大學》講“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並引《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說“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與“陰陽五行”:班昭用“參配陰陽”講夫婦之道,以陽剛陰柔分派夫妻的德行,婚姻倫理借用了陰陽的框架。
從後世讀作夫妻誓約的《擊鼓》、《莊子》的涸轍之魚,到《士昏禮》的六禮和《唐律疏議》的七出、三不去,夫妻之間的扶持先進入詩與寓言,再定為禮儀,又寫成律文。《昏義》把它排在父子、君臣之前,稱為“禮之本”;《大學》講齊家,也從“宜其家人”說起。班昭、梁鴻與孟光、沈復與陳芸的故事一再改寫它的面貌,費孝通則指出,它在傳統的家裡讓位於父子一軸。
相濡以沫是常倫之道裡講夫妻相守的一類:琴瑟和鳴、患難與共的夫妻倫理,被看作齊家的根本。《詩經》的誓約、《莊子》的“相濡以沫”和禮書裡的六禮婚制,是這條線上的三處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