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要回答的問題,是國家憑什麼挑官員。《新唐書·選舉志》開頭說“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取士分三路:“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另有天子自下詔的制舉。開元二十四年,貢舉改由禮部侍郎主持,“禮部選士自此始”。進士科始於何時,唐人已在爭論: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說“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3月22日孫清玲的一篇報道,引北京大學張希清的概括:科舉制“萌芽於南北朝、創始於隋、確立於唐、完備於宋”。這兩處都沒有給出設科的具體年份,本文也不取。
北宋把考試搬到殿上。《宋史·選舉志》記太祖召落第者入殿,親自出題別試,於是“殿試遂為常制”,又引太祖的話:“昔者科名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太祖本紀》把“覆試進士於講武殿”記在開寶六年三月。富弼後來上言反對,說“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可見殿試的來歷,當時就有兩說。
結果可以從幾處看。《宋史》總敘說“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浙江大學祖慧、費習寬的論文摘要說,太宗朝“不斷增加科舉取士人數,吸納大批讀書人經科舉考試進入官僚機構,奠定了文官政治的基礎”,熙寧四年又“正式廢罷諸科、明經科與詩賦、帖經、墨義,經義取士成為主流”。王安石當時的主張是“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仁宗一朝十三舉,取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中前三名共三十九人,“其後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
反面的記錄同樣留在史書裡。楊綰批評進士“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仄席待賢之道”;文宗時鄭覃屢請罷進士,文宗答:“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武宗時李德裕替公卿子弟說話,稱“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又說寒士“固不能閑習”臺閣之儀。
科舉的結束也有記載。《清史稿·德宗本紀》記光緒二十九年的上諭:“著自丙午科始,鄉、會中額,及各省學額,逐科遞減”;到光緒三十一年八月,紀中只有一句“詔廢科舉”。《選舉志》轉述袁世凱、張之洞會奏的理由:“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同一篇報道引浙江大學劉海峰的統計:實行科舉的一千三百年間,共“拔擢十萬進士”。
科舉還牽著幾條別的正典。《儒林外史》第一回,王冕見到禮部議定的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說“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這是小說人物的話,不是史書的論斷,卻與明清小說一條所講的章回小說連在一起;考試命題所取的經書,則是四書五經一條的內容。《明史·選舉志》把學校放在科舉之下:“科目為盛,卿相皆由此出,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與一館六學一條裡唐代“由學館者曰生徒”的一路相接。北宋崇寧年間曾“詔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並罷”,宣和三年又“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並以科舉取士”,三舍法一條講的就是這一來一回。書院揭示一條裡,朱熹批評當時的為學“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批評的是為聲名利祿而學,句中並未點名科舉。
科舉的賬可以兩面算。一面是仁宗一朝十三舉取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前三名裡只有五人沒有做到公卿;一面是李德裕仍說顯官須公卿子弟來做,王冕擔心讀書人把文行出處看輕。學校時而儲才以應科目,時而被詔令用來取代發解與禮部試;書院的學規與小說裡的議論,也都同它相連。清廷先讓中額逐科遞減,光緒三十一年一道詔書便停了它;報道所引劉海峰的統計,是一千三百年間“拔擢十萬進士”。
科舉選賢是杏壇薪火裡講考試選官的一類。它講從隋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到北宋殿試成為定制,再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詔廢,約一千三百年裡以考試取士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