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憲問》裡他又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列的正是這三樣,子貢回答:“夫子自道也!”把知、仁、勇合稱“達德”的,是《禮記·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同篇引孔子的話,“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孔子講的知,先是對自己的誠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
戰國時,孟子把“是非之心”稱為“智之端”,與仁、義、禮的三端並列(《孟子·公孫丑上》)。孔子也提醒,單有知不夠:“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智圓行方”的說法出於漢代前後的兩部書。西漢《淮南子·主術訓》說:“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並解釋:“智欲員者,環複轉運,終始無端”;“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通不肆志”。《文子·微明》有幾乎相同的話:“智欲圓,行欲方。”兩書孰先孰後,學界有爭論:據香港中文大學何志華的論文,陳麗桂認為今本《文子》中的一些段落取自《淮南子》,何志華則認為這一推論的證據並不充分。
智後來成了衡量人的一項標準。《孫子兵法·始計》論將:“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將的五項品質以智開頭。西漢董仲舒在對策中把“知”列入仁、誼、禮、知、信的“五常之道”(《漢書·董仲舒傳》),智由此成為朝廷倡導的德目之一。《中庸》本是《禮記》中的一篇,由朱熹收入四書;四書於1313年由元朝定為官方經典,1315年起科舉以之為準;“知、仁、勇”的說法也就進入了應試者必讀的書。“智圓行方”還被用來講行醫。唐代盧照鄰身患惡疾,“醫所不能愈”,便去問孫思邈。孫思邈答以“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並解釋:“‘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舊唐書·孫思邈傳》)
智也受過質疑和改寫。《老子》第十九章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明代王陽明則把孟子的“是非之心”歸入良知:“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傳習錄》卷下)在他那裡,分辨是非的智,本身就是良知。這句格言也走到了海外。1924年6月15日,七位年輕女性在舊金山唐人街創辦方圓社,為中國的水災募款;社名取自《淮南子》的這段話,英文社訓的意思是“行事要方,學識要圓”。
智很少單獨出現,總與別的典範配合。與“仁者愛人”:孔子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中庸》又以知、仁、勇並稱,智要靠仁守住。與“孫子兵法”:論將以“智、信、仁、勇、嚴”為五德,智列在開頭。與“中醫藥學”:孫思邈用“智圓行方”回答盧照鄰,講的是醫者的心性。與“四書五經”:知、仁、勇“三達德”出自《中庸》,《中庸》由《禮記》的一篇變成四書之一,隨科舉進入了讀書人的課業。
智的分量,在於它總被配上別的德行來講:孔子把它與仁、勇並列,孟子把是非之心列為四端之一,《淮南子》讓它與端方的行為相配,孫子把它放在將德的開頭,孫思邈又拿它說醫道。它也被質疑和改寫:老子要“絕聖棄智”,王陽明把它收進良知。從兵書、醫書到海外的社團,“智圓行方”一直提醒人,聰明要和端正一起用。
智圓行方是常倫之道裡講智與行的一類。孔子把智列為君子的三達德之一;《文子》與《淮南子》又說“智欲圓而行欲方”,要求想事要圓通,做事要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