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私學,人們先想到孔子的“有教無類”。這四個字見於《論語·衛靈公》,本條取它為名,講的是私人講學這件事:先有孔子收徒講學,後有戰國諸子各立學派。四個字出自孔子,本條不說諸子都照此辦理;它們是什麼意思,歷來有分歧,下文有梳理。至於“杏壇”,二字見於《莊子·漁父》,說孔子在杏壇之上休坐,弟子讀書,他自己絃歌鼓琴;這是《莊子》裡的一段故事,不是史書對講學處的記載,這裡只提一句。
孔子自己的話和《史記》的記載,能看到的大致是這樣。《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史記·孔子世家》寫他適周問禮,“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隨後才說“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又總括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論語·述而》裡,他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又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衛靈公》只有四字:“有教無類”。至於說孔子約三十歲起收徒,《史記》並沒有這樣寫,它的次序是先寫弟子漸漸多了起來,再寫他三十歲。
“有教無類”是什麼意思,歷來有分歧。華東師範大學的洪澄在該校學報上梳理:皇侃、朱熹、馬融、邢昺各有解法,有人讀作教則無類,有人讀作教的對象不分類;洪澄自己主張,這是對施教者的價值要求,而非對受教者的事實判斷,它“既不屬於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釋為平民教育”。至於孔子是不是私學的開創者,何宗海在愛思想刊出的文章裡說,記下了“孔子是中國私學和私學理論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的說法,也記下另一種看法:孔子辦學之前,已有人以私學的資格傳授知識,孔子本人也“學無常師”。李琳之則說,孔子開設私學,才打破了官府壟斷學校教育的局面,但這類私學的辦學目的和內容仍同官學高度一致。
戰國時,私學成了各家的據點。《韓非子·顯學》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墨子死後“墨離為三”,兩家“皆自謂真孔、墨”。孟子出遊,彭更問他“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齊國的稷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荀卿“三為祭酒”,李斯曾是他的弟子。何宗海稱稷下是“官辦私主”,稷下爭鳴一條另有專講。
私學有多大的力量,秦代的禁令反倒說明了。李斯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裡說:“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天下已定,他要禁的正是“私學而相與非法教”的局面:“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於是“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想學法令的,則“以吏為師”。這位提議者本人,便是荀卿的弟子。何宗海說,漢初“解除了教育方面的禁令,允許開辦私學”,“董仲舒、王充、鄭玄等便出自這個時代”。
私學又同幾條別的正典相連。序庠雛形一條所講的官學,是它所衝破的格局;六藝設教一條講了兩種“六藝”,孔子“以詩書禮樂教”,用的是哪一種,該條有分辨。諸子散文一條所講的論辯,同私學互為表裡,何宗海引的說法是“思想理論上的創造與辦私學互為條件,互相促進”。四書五經一條裡的《論語》,何宗海說也有人認為產生於私學。
今天,教師也有了自己的節日:共產黨員網的文章記,1985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確定每年9月10日為教師節。
少了私學,學問就只能握在官府手裡,秦人要的正是這樣:想學法令,“以吏為師”。孔子、墨子之後,學問有了一條不靠官位也能傳下去的路。
《論語》記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史記》說他的弟子“蓋三千焉”;《韓非子》看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李斯因“私學而相與非法教”,才要人們“以吏為師”,何宗海則說漢初又解除了禁令。可見私學一旦有了,官府便繞不開它:它傳學問,也養出各自立說的人。杏壇的故事出自《莊子》,未必是史;學問不全握在官府手裡,卻是這些記載共同的指向。
有教無類是杏壇薪火裡講私人講學的一類。它先講春秋末期孔子收徒講學,再講戰國諸子廣收門徒、各立學派;“有教無類”是孔子的話,本條不說諸子都照此辦理。私學興盛,形成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