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五行

美國羅耀拉瑪麗蒙特大學的一位哲學學者指出，在早期的用法裡，陽是山的向陽面，陰是背陰面；梁啟超有“陰陽自陰陽，五行自五行”之語（據劉峰存在中國社會科學網的文章）。五行見於《尚書·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漢書·五行志》稱洪範出自大禹治水時所得的“雒書”，這是漢人對洪範來歷的追述，不能當作史實。

用陰陽解說天下大事的一條早期記載，在《國語·周語上》：周幽王二年（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太史伯陽父說：“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如今“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並斷言“周將亡矣”。書中接著記下當年“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在這段記載裡，地震被讀成國家興亡的徵兆。戰國時，齊人鄒衍兼講陰陽與五德。《史記》說他“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於是論說“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封禪書》也說“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陰陽與五行是否由他合而為一，這兩處記載都沒有明說。西漢時，董仲舒以陰陽與災異論說天人感應。《漢書·五行志》說：“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他在對策中說“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春秋繁露·五行相生》有“比相生而間相勝”之說，但此書的作者歸屬有爭議：北京大學《儒藏》中心所載江新的博士論文摘要說，它受到“宋人和海外學者的廣泛懷疑”，並認為五行諸篇的後七篇出自西漢宣帝、元帝時期的《尚書》學者，“劉向的可能性最大”。

這套說法進入了王朝的制度。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定為水德：歲首改為十月，“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黃河也更名“德水”。《史記·封禪書》說，五德之說出自齊威王、宣王時“騶子之徒”，“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漢文帝時，公孫臣上書說“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丞相張蒼則“以為漢乃水德之始”；到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改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

它也成了議論朝政的依據，同時帶著風險。《漢書》記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時“閉諸陽，縱諸陰”。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失火，他在家“推說其意”，草稿被主父偃竊去上奏，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此後“遂不敢復言災異”。江新認為，天人感應論既能為“大一統”辯護，也能約束君權。《漢書·五行志》記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志中按五行分列災異，如“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程蘇東一書，其內容簡介把漢代的洪範五行學稱為“一種儒家災異學說”，說它“雜合陰陽、五行、月令、星占等多種數術知識”。

它還進入了醫書與時令。《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治病必求於本”，又以“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把方位、五味和臟腑排在一起。《禮記·月令》寫孟春“其日甲乙”，天子“衣青衣”，“某日立春，盛德在木”；立夏則“盛德在火”。到了近代，這套說法受到重新審視。據儒家網所載林桂榛講座報道的轉引，梁啟超稱它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同一報道又轉引顧頡剛在1935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五冊裡的話：“五行是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人對於宇宙系統的信仰”。前者是批評，後者是對它勢力的描述。

另外四種典範的文獻裡，也能讀到這套說法。與“易卦乾坤”：《繫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用陰陽來講卦的生成。與“中醫藥學”：《素問》用陰陽講治病之本，用五行把肝與木、酸、東方連在一起。與“農曆歲時”：《月令》按季節配五行與服色，漢代太初改曆時，歲首與“色上黃”一併改定。與“四書五經”：五行的條目見於《尚書·洪範》，劉向“傳以洪範”，程蘇東一書的簡介也把漢代這門學問的形成稱為“經學化”。

伯陽父拿它讀地震，秦用它定水德，漢朝據以改曆尚黃，董仲舒借災異論政，劉向依洪範推說禍福：陰陽五行一直是古人把天象、時令與人事連在一起的一種讀法。秦的歲首和服色依它而定，漢廷為土德、水德爭論，醫書用它講臟腑，月令用它排四時；董仲舒險些因它獲罪，近代梁啟超斥之為迷信，顧頡剛說它是“思想律”。它在古代思想中的位置，是由這些制度、書籍和爭論一起標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