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怎樣同強者相處,戰國的人把這件事想得很細。博弈制衡的分量就在這裡:它把“力量不夠時怎麼辦”這個問題,既放進一場賽馬,也放進列國之間的盟約,說成了可以爭辯、可以檢驗的道理。
賽馬的故事見於《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臏是孫武的後世子孫,被龐涓用刑斷了雙足、刺了面,後由齊國使者暗中帶到齊國,做了將軍田忌的門客。田忌常同齊國的公子們賽馬下重注,孫臏見他們的馬腳力相差不遠,馬分上、中、下三等,便說:“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三場賽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贏了千金。後來魏國攻趙,孫臏勸田忌直奔魏都大梁,“批亢搗虛,形格勢禁”,魏軍果然撤出邯鄲,在桂陵被齊軍擊敗。
列國之間的博弈,史書裡叫“從”與“衡”。《史記·蘇秦列傳》記蘇秦勸趙王聯合諸國,訂下約定:“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這樣“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張儀的話則反過來:他對魏王說“為大王計,莫如事秦”,對韓王說“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還說“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一邊聯合弱國以防強國,一邊各自依附強國,兩種辦法各有說客,也各有道理。
這兩位說客的故事並不牢靠。澎湃新聞訪問了蔡運章(中國先秦史學會顧問、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訪談的編者按寫道,《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從橫十二家”之書早已亡佚,後人瞭解縱橫家,主要靠《史記》和《戰國策》;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發現有十六章蘇秦的書信和遊說辭”,其中十四章是“連司馬遷也沒有見過”的。蔡運章本人的說法是,帛書“27章中,有16章”“是久已失傳的佚書”;他認為蘇秦大體比張儀晚一代人,並非《史記》所寫的同時對手。這是他的判斷,這裡記下,不作裁斷。
這套辦法對歷史的影響,從秦國一邊看得分明。范雎對秦昭王說:“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李斯上書說:“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賈誼在《過秦論》裡寫的是另一面:諸侯“合從締交,相與為一”,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同一批盟約,在賈誼筆下是六國合力,在李斯筆下是被張儀拆散。
後人對這些謀士的評價並不一致。景春說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豈不是大丈夫;孟子答:“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漢書·藝文志》說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所長在“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又說“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司馬遷在蘇秦傳末寫道:“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蔡運章引劉向《戰國策書錄》:“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他還說,朱熹注《孟子》、明代宋濂都貶斥縱橫家,而漢武帝以後,禮賢下士的風氣不再,這樣的策士群體也就難得再見。
它同別的正典相連處不少。蔡運章說,《史記》戰國部分取用的是《戰國策》一類冊子裡的“權變”故事,蘇秦、張儀、孫臏的事蹟,今天可在這部史家絕唱裡讀到;孟子對景春的駁語,是諸子散文裡一段簡短的論辯,把縱橫的得意擺出來,又當面駁回。孫子兵法一條所講的《孫子》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伐交排在伐兵之前。三十六計裡,“遠交近攻”的按語寫“縱橫捭闔之中,各自取利”,提到“范雎之謀”,美人計的按語把六國以土地事秦評為“策之最下者”。隆中對策裡,諸葛亮對孫權說:“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抗衡或臣服,兩條路擺在面前,讀來與戰國說客的口氣相近,這是本文的對照,史書沒有這樣說。
少了這一套想法,華夏對“弱者怎麼辦”的回答,便只剩硬拼和認輸。博弈制衡把中間的路留了下來:先舍一場,保住全局;或聯合弱者以抗強者,或依附強者以求自保,每一條都要算清得失,也都要承擔後果。史書照實記下盟約的反覆:魏哀王“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三年後“魏復背秦為從”,“明年,魏復事秦”。
下駟換上駟,換來千金;六國訂約,又被一國拆散;魏哀王三次改投門戶,史書一筆一筆記著。博弈制衡留給後人的是一份清醒:力量不足時,先問舍什麼、結誰、防誰,再問能得什麼。孟子斥為妾婦之道,司馬遷稱其智有過人,褒貶各異,這份賬卻被如實留了下來,供後人翻看。
博弈制衡是博弈謀略裡講結盟與制衡的一類:戰國時期靠結盟與制衡、用策略選擇在劣勢中爭取局部優勢的謀略。孫臏為田忌設賽馬之策,張儀入秦推行連橫、與合縱相抗,多國彼此制衡成了戰國外交的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