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類小說用白話寫成,篇幅長,分回敘述,每回講一段,下一回接著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談羅貫中本《三國志演義》(今通稱《三國演義》):“今得見者以明弘治甲寅(一四九四)刊本為最古,全書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回”。它的來路在說書:《東京夢華錄》記京城瓦肆的藝人,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詳,講史”,有“李慥、楊中立、張十一、徐明、趙世亨、賈九,小說”,還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都城紀勝》列“說話”四家,其中“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並說“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
庸愚子在弘治甲寅(1494年)寫的序裡,說明了長篇小說為什麼要用通俗的文字:“前代嘗以野史作為評話,令瞽者演說,其間言辭鄙陋,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羅貫中依陳壽傳考諸國史編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稱其“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序中以“孔明之忠昭如日星”與關羽、張飛之義為尚,說其餘得失,不過是“賢與不賢、君子小人、義與利之間而已”的分別。
四部書的來歷各不相同。說《水滸》,魯迅寫道:“《水滸》故事亦為南宋以來流行之傳說,宋江亦實有其人”,並引《宋史》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作者則眾說不一,魯迅列出羅貫中、施耐庵、施作羅編、施作羅續等幾種說法。《西遊記》一百回本,魯迅認為晚於四十一回本《西遊記傳》;山陽人丁晏、阮葵生等查閱舊志,“知《西遊記》之作者為吳承恩矣”,魯迅記吳承恩“嘉靖甲辰歲貢生,後官長興縣丞,隆慶初歸山陽,萬歷初卒”,並指出世人曾把此書誤當作丘處機所作。《紅樓夢》的程偉元序說“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曺先生刪改數過”,又說“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直到程偉元、高鶚在乾隆辛亥(1791年)冬以萃文書屋的名義排印一百二十回,它是《紅樓夢》的首個刻本;魯迅在講演中則說“至乾隆五十七年才有程偉元刻本”,即1792年,兩處所記年份不同。
小說的另一重作用,是替史書說話,也引來對它與史書關係的爭論。庸愚子把《三國志通俗演義》放在史的旁邊來讀;魯迅卻批評它寫人時“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並轉引章學誠(《丙辰札記》)病其“七實三虛惑亂觀者”。《水滸》的序文開頭便引太史公之言:“《說難》、《孤憤》,聖賢發憤之所作也”,又說“《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把寫小說和發憤著書連在一起。《儒林外史》則把筆鋒指向讀書人,魯迅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第一回裡寫道:“世人一見了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後,味同嚼蠟”。
《紅樓夢》的寫法,魯迅在講演中這樣概括:“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又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些書的故事與戲曲互通:魯迅說“金元雜劇亦常用三國時事”,又說“元人雜劇亦屢取水滸故事為資材”,三國故事後來“今日搬演為戲文者尤多”,小說、說書與戲曲之間互相取材,往返不斷。
與“史家絕唱”相連:庸愚子以“亦庶幾乎史”衡量《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序文開頭引“太史公”,兩部小說都把自己放在史家的傳統裡評說。與“曲藝說唱”相連:京瓦伎藝裡有講史,有小說,有說《三分》的霍四究,小說裡的講史,先在瓦肆的說書裡成形。與“科舉選賢”相連:《儒林外史》寫世人一見功名便捨著性命去求,魯迅說它的鋒芒“尤在士林”,寫的正是讀書人對功名的追逐。與“元曲牌調”相連:元雜劇裡已有三國、水滸的故事,魯迅說水滸故事流傳既廣,後來有人“薈萃取舍之,綴為巨袟”,長篇小說是把這類流傳已久的故事彙集取捨而成的。
這一類小說是一步步積累起來的:說書人在瓦肆裡說《三分》,羅貫中編出“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的演義,《水滸》的序文以“發憤之所作”立意,一百回本《西遊記》與程偉元、高鶚排印的《紅樓夢》接著走向讀者;魯迅稱《紅樓夢》“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吳敬梓用小說去照讀書人的功名心。白話長篇由此成了可以講史、諷世、寫人情的體裁。
稗官小說收錄魏晉志怪、唐宋文言傳奇、話本擬話、長篇章回、清代志異與世情諷刺小說,講述文言與白話小說的類別。寓言、神話與傳說不在本類範圍,見寓言典故;散文與文學傳記另見散體文章。戲劇文本另見元曲牌調,正史另見史傳紀事。文學批評另見文論詩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