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有兩種“道”。《史記·秦始皇本紀》記,二十七年(前220年)“治馳道”;三十五年(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前一種遍及各地,《漢書·賈山傳》載漢人賈山說它“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後一種向北,就是直道。《蒙恬列傳》寫同一工程,終點卻是另一處:“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雲陽與甘泉,兩篇各寫一處。本紀記三十七年始皇死後,車駕“遂從井陘抵九原”,又“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列傳卻寫“道未就”。這些分歧,兩篇《史記》都沒有調和;後面要引的孟榮濤文章則寫“秦直道南起雲陽縣甘泉宮(今陝西省咸陽市淳化縣北)”,把雲陽與甘泉讀作一地。這裡幾說並列。
領工的是蒙恬。列傳記他“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並“筑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本紀三十二年(前215年)記始皇“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前214年)又記“城河上為塞”,同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北邊的城塞要靠糧與兵往來,直道通向的正是九原這一帶,這是本條的讀法,頁面沒有這樣寫。
這條路怎樣修,內蒙古日報刊過內蒙古社科院副研究員孟榮濤的文章,中央統戰部網站於2026年8月11日轉載。文章說它“異於常規的沿河谷選線”,利用的是“陝甘交界處的子午嶺以及黃土高原特有的山脊高地”,路面平均寬約30米,“由30多萬大軍用兩年半時間修建而成”。1974年,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鄂爾多斯東勝區發現一段“長度約100米”的路基,“殘存厚度約1.5米,路面寬約22米”;2006年,秦直道(東勝段)由國務院公佈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長與路寬各有兩說:該文把“千八百里”折為“700餘公里”,路寬如上作約30米;中國日報網英文版2019年的報道則寫全長約800公里,並說這是據司馬遷,路面平均寬約50米。
漢人回頭看,並不都稱好。孝文時賈山上書借秦為喻,寫馳道:“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嚴安上書寫北邊與南邊同時用兵:“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又寫當時“丁男被甲,丁女轉輸”。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中國日報網英文版2019年的報道裡,延安大學的一位張姓歷史學教授則說,這些原為求秦長治久安的工程,加速了秦的崩潰。
這條路沒有隨秦而廢。《史記·封禪書》記武帝封泰山之後,“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農曆五月“反至甘泉”,下文接著是“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即前110年。這一程的起訖,同直道兩端的地名相同,封禪書沒有寫他走的是不是直道。那篇報道本身寫道,司馬遷是隨漢代第七位皇帝於前110年走過這條路的;《蒙恬列傳》的讚語只寫“吾適北邊,自直道歸”,沒有寫年份,也沒有寫同行的人。孟榮濤的文章又說,直道“從秦漢至隋唐”一直延續使用,“宋朝以後整體路段日漸廢棄”,中段約在“兩漢之際”由高山改道西邊平坦之路,並且說,王昭君前33年出塞,學界有“經陝西秦直道”與“經山西雁門關”兩說,“更多的學者傾向於”經由直道。
同別的正典相比,這條路連著幾處。萬里長城一條講農耕與遊牧分界的防線,《蒙恬列傳》裡築長城與通直道是同一個人的事。靈渠通航一條講秦人南下的運河,《淮南子》和《史記》都把北邊的城塞和嶺南的運糧寫在同一段話裡。羈縻分治一條講朝廷怎樣間接治理邊疆,孟榮濤的文章說“和親政策促使雙方以技術、文化、貿易、通婚等方式交流融合”,把和親同直道功能的變化連在一起。
直道的用途,在這幾頁裡一變再變:本條把它讀作北邊城塞的糧兵之路,太史公“自直道歸”,孟榮濤的文章又把它同昭君出塞連在一起。批評則出自漢人:《蒙恬列傳》的讚語說蒙恬“固輕百姓力矣”,嚴安的上書把北邊用兵算作秦禍;今天留在東勝的一段路基,讓這筆賬有了實物可查。
一條“塹山堙谷”的北路,《史記》兩篇記它,終點一作雲陽,一作甘泉,列傳還說“道未就”;孟榮濤的文章則把南端寫作雲陽縣甘泉宮。太史公說蒙恬“固輕百姓力矣”,嚴安寫當時“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賈山寫的則是“馳道之麗”;武帝北巡的起訖,又同它兩端的地名相同。它的長度今日仍有700餘公里與約800公里兩說,路基卻已在東勝找到。這條北路的分量,就在文字與實物對著讀時留下的那些分歧裡。
北疆馳道是山河經略裡講秦直道的一類。公元前212年起,蒙恬督修直道,自雲陽北抵九原。直道長七百餘公里,是通往北疆的軍事要道,兵力和政令靠它往來於關中與北疆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