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夜河畔,掛滿紅燈籠的院中一家人圍桌團圓,空中煙花綻放,河上龍舟競渡,崖上人們攜酒登高。
農曆歲時
以置閏法調和日月週期的陰陽合曆,與以春節、中秋為核心的節日儀式,共同構成農曆的曆法之理與歲時生活
農曆歲時不是只報日期的一張表,而是把月亮的朔望、太陽的週年與人的節日生活編在一起的秩序。它以置閏調和日月週期,又以節日、物候、祭祀和家人往來把一年分成可共同記憶的段落;“農曆”所指的,是延續至今的陰陽合曆與歲時文化。它還讓遠行者、農人、官府和家族在不同地點共享一個年輪,使時間成為社會關係可以反覆確認的尺度。
它的曆法骨架是月隨月相、年隨太陽,十二個朔望月追不上迴歸年,便以閏月補齊。《禮記·月令》把孟春至季冬逐月安排政令、農事和禮儀。歲時因此不只是天象的記錄,也是王朝、鄉里與家庭共同遵循的時間語言,它把天空的變化轉譯成田野的節拍和家門的儀式。
這套秩序有清楚的歷史轉折。據《漢書·律曆志》,議者以為“宜改正朔”,漢武帝詔“其以七年為元年”,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並造《漢太初曆》,帝國的紀年與曆法由此有了新的開端。東漢崔寔《四民月令》按月安排農事、祭祀與家族往來;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記元日、正月十五、寒食、五月五日競渡、九月九日飲菊花酒和臘日等節俗;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又以“元旦朝會”“立春”“元宵”等條記汴京的節日。清初朝廷頒行用於順治二年(1645年)的《時憲書》,所用節氣,《清史稿·時憲志》稱“即中法之定氣也”;2009年,端午節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它對歷史的影響,首先在於把國家治理和民生安排放進同一套年表。《禮記·月令》按月敘述天時、田事、禁令與祭祀,說明曆法能把政令和農作的時序固定下來;漢代改正朔、造太初曆,則把帝國的紀年統一到一個開端。到清初《時憲書》採用定氣,節氣直接依太陽的實際位置排定,曆書既服務官府,也服務田間的播種與收穫。曆法因而既是權力宣布秩序的文書,也是普通人安排勞作、儲藏、出行和相聚的實用依據。
它對文化的影響,則在日常生活的反覆實行中顯現。《荊楚歲時記》記寒食在冬至後一百零五日,九月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東京夢華錄》為“元宵”專立一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端午節的說明則提到龍舟競渡,以及吃粽子、蛋和飲雄黃酒的節日宴飲。這些日期由此成為家家可以參與的儀式。古籍把這些行為寫成地方風俗;端午列入非遺名錄,正顯示傳統節日同時是地方記憶、國家敘事和當代文化認同的討論對象。節日還把味道、顏色和贈答留在記憶中,使抽象的曆法成為可以看見、聽見和分享的文化。
農曆歲時與五種典範相互成形。與“陰陽五行”相連:月令把季節、方位、顏色和五行相配,歲時遂有宇宙秩序的解釋。與“圭表測影”相連:太陽週年和冬至、夏至的測定,為節氣與置閏提供天文尺度。與“廿四節氣”相連:節氣把迴歸年的連續變化切成農事可以依循的節點,彌補單憑月相的不足。與“禮樂儀式”相連:歲首、祭祀、朝會和家族禮俗把曆法的日期轉成集體行動。與“酒醴漿飲”相連:菊花酒、雄黃酒和節日飲食使時間在身體與宴飲中被記住。五者分別說明它的宇宙解釋、測量基礎、季節分節、公共儀式和感官傳承,也說明農曆歲時並非孤立的日期制度。
農曆歲時把月相、太陽、政令、農事與節俗連成一條可以共同遵循的時間秩序:《禮記·月令》按月安排政令與農事,漢武帝改元太初、造《漢太初曆》,清初頒行的《時憲書》採用定氣;從崔寔《四民月令》到《荊楚歲時記》與《東京夢華錄》,節日又把國家曆法化為家庭與城市的記憶,端午2009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錄,則讓古老的歲時繼續進入當代的認同。
農曆歲時是天道經緯裡講陰陽合曆與歲時節日的一類。曆法這一面,是以置閏調和日月週期的陰陽合曆;節日這一面,是春節、元宵、端午、中秋、重陽、除夕等一年裡的各個節日。這一類按節日分支。
一幅畫卷同時呈現四個農曆節日:正月初一貼春聯放煙花,五月初五賽龍舟佩香囊,八月十五賞月吃月餅,九月初九登高飲菊酒. 調和陰陽週期、承載華夏歲時溫暖的算法曆法.
設想除夕之夜,一家人圍坐吃年夜飯。飯後,大人帶著孩子貼春聯,門外響起了爆竹。孩子困了,大人說:守歲,不睡。一家人守著,誰也不肯先去睡。
除夕是農曆年的最後一天,多為臘月三十,小月則為二十九。主要習俗有吃年夜飯、守歲、貼春聯年畫、放爆竹和祭祖;北宋《東京夢華錄》記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這是一則示意性的小故事,不是歷史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