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禮器的特別,先在做法上。中國社會科學網刊載劉煜的文章說,用陶範鑄造青銅禮器,不同於西亞、中亞和歐洲鍛打兵器、工具、飾物並用失蠟法製雕像的傳統,二里頭文化時期是這套技術形成的關鍵階段:三期的銅器裡出現爵、戈、戚,四期出現鼎、盉、斝、觚,禮器中酒器突出,以爵、斝、盉為代表。文章還寫到,二里頭出土的陶範上有榫卯結構,為的是合範。晚商的后母戊鼎,據該網另一篇文章,1939年出土於河南安陽殷墟小屯,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銘文裡的“司”字是不是“后”字的反書,學界至今有兩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介紹殷墟時說,婦好墓是商王室成員墓葬中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座,隨葬品裡有飾紋的青銅禮器。
鼎成了政權的憑證,文獻裡講得很清楚的是問鼎一幕。《左傳》宣公三年記,楚子在周的邊境陳兵,“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周定王的使者王孫滿答:“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又說“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鼎在這番話裡是隨德而遷的東西。九鼎後來的去向,《史記·封禪書》留下兩說:“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又有人說“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
鼎也是禮的載體,與禮以行之一條相連。《左傳》成公二年,仲尼(孔子)談賞賜,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並推出一串關係:“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成公十三年,劉子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晉國把刑書鑄在鼎上,仲尼批評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擔心的是貴賤的次序被沖掉。祭祀與戰事並列,在《周禮·考工記》的配料表裡也看得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祭器與兵器配的是同一類銅錫,只差錫的分量,戈戟陣法一條所講的兵器,料子與禮器同源。
銘文使鼎成為文字的載體。《禮記·祭統》說:“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篇中抄錄了衛孔悝的鼎銘,並警告:“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寫在器上的話,要受是非的約束。中國新聞網轉載文匯報上海博物館研究人員的文章,說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的內壁銘文,據杜迺松統計分別是497、291、290字,三鼎分屬西周的早、中、晚三個階段;毛公鼎的銘文記周宣王策命毛公,大盂鼎的銘文與《尚書·酒誥》的內容吻合。文章引李學勤的話:“武王時利簋銘文記牧野之戰”,“何尊述興建成周”,並說商周留下的傳世文獻有限,這類文字就擔起勾勒當時社會的任務。它與史家絕唱一條所說的成書之史,是同一段歷史的兩路記載。
秦漢以後,讀銘文成了一門學問。《漢書·郊祀志》記美陽得鼎,獻給朝廷,有司“多以為宜薦見宗廟”;京兆尹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上議,引銘中“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斷為“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又說“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皇帝批示:“京兆尹議是”。許慎《說文解字·敘》則說:“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鼎彝上的字成了認識古文字的一條路,這是青銅與漢字經緯相交之處。
在古人眼裡,金石與竹帛是並列的兩種載體。《墨子·貴義》寫:“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簡牘帛書一條所講的竹帛,與金石合起來,才是墨子所說的傳道之具。沒有青銅禮器,“器以藏禮”便無物可指,西周的冊命、征戰、營城,也只剩寥寥幾部傳世書可查。
王孫滿以德而不以鼎的輕重回楚子,仲尼說器是用來收藏禮的,《祭統》說銘文把祖先的美德交給後世,張敞憑鼎上的字駁回了供奉宗廟的提議。青銅器因此既是政權的憑證,也是禮的實物,還是一份寫在器上的記錄:它讓鑄鼎的王命、賞賜與戰事,在器物沉入地下又重見天日之後,仍能被人讀到,西周的冊命、征戰與營城,有一部分便是靠它留下的。
青銅鼎彝是匠心格物裡講青銅器的一類,以鼎、簋、尊、爵為核心。器物用塊範法鑄成,上面鑄有金文,用器來承載禮制,用銘文來記錄往事,是宗法禮制的物質體現。這一類講青銅食器、酒器和水器,也講銅鏡、燈具、香爐等青銅器,以及度量衡器。金銀器皿和金銀飾件歸金銀琺琅,青銅雕像和三星堆的青銅器歸古蜀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