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總計“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並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這些學說“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各自“引一端,崇其所善”。班固的結論是:“其言雖殊,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在漢人看來,各家不是互不相干,而是對同一件大事的不同回答。
這些文字多是論辯的產物。《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田敬仲完世家》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賜以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於是“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孔子一邊,《孔子世家》說他“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藝文志》說《論語》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孔子去世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
各家論辯的辦法不一樣。孟子被問為什麼“好辯”,答:“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並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所以要“距楊墨、放淫辭”。《莊子·寓言》自述其法:“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荀子·勸學》用“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說明學習。《韓非子·五蠹》講宋人守株待兔的故事,接著說“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墨子·兼愛上》則說“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這幾例裡,比喻和故事都是常用的辦法。
諸子之學在漢代面對新的選擇。董仲舒對策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而《藝文志》仍把九家的著作逐一編目,並勸人“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兵書也在其中:《韓非子·五蠹》說當時“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吳王闔廬對孫武說“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這是“孫子兵法”同諸子散文相連的地方。
後世把這些文章當作作文的源頭。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上》裡說:“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又說“戰國之文,奇衺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唐代韓愈《進學解》列出自己取法的書:“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自述“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裡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
諸子散文同別的典範相連。“稷下爭鳴”是上面《史記》所記的那一處:學士“不治而議論”,各家在那裡相互辯難。“有教無類”講的是孔子這樣的私家授徒:《孔子世家》說“弟子蓋三千焉”,《論語》就出自門人的輯錄。“四書五經”裡的《論語》《孟子》,在《藝文志》中分屬六藝略和諸子略的儒家,後來同入四書。“楚辭離騷”則與諸子並列:韓愈說“下逮莊騷”,柳宗元把孟、荀、莊、老和《離騷》一併列為取法的對象。
諸子的文章出自“時君世主,好惡殊方”的年代:稷下學士“不治而議論”,孔子門人輯成《論語》,孟子為“好辯”之名作答,莊子靠寓言,韓非子用故事講道理。班固為它們編目,章學誠說它們的根源在六藝,韓愈、柳宗元作文又回頭取法。論辯與寓言,因此成了漢語文章裡一條綿延不斷的路。
散體文章收錄先秦諸子、論說奏議、山水遊記、書札序跋、明清小品、碑誌祭文、隨筆札記、傳狀與兵書,講述這些散文的文體與內容。經書不在本類範圍,相關內容見四書五經;辭賦、駢文、箴、銘、頌另見辭章對韻。正史與編年史另見史傳紀事;寓言與典故另見寓言典故,小說另見稗官小說,文學批評另見文論詩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