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儒家網刊載的桑東輝《中國傳統忠德變遷史研究》內容提要,忠的原初含義,是對一切人、一切事“竭心盡力”。春秋晚期(約前500年),魯定公問君臣相處之道,孔子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忠在這裡與禮對舉,是君臣關係中臣一方的本分。孔子又對曾參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向門人解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在弟子眼裡,忠也是貫穿孔子學說的一條線。湖南師範大學哲學學院講師彭婷認為,先秦儒家以義為倫理原則的忠君,“不是忠誠於君主及其命令,而是忠於職守,並有條件限制”;她舉的例子是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稱之為“忠矣”(《論語·公冶長》)。
戰國儒者給忠加上了條件。孟子告齊宣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荀子·臣道》區分“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與“逆命而利君謂之忠”,並引《傳》曰“從道不從君”。忠以君主的利益和道為準,而不以聽命為準。《孝經》又把忠接到孝上:“以孝事君則忠”(《士章》),“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廣揚名章》)。前引提要說,戰國秦漢以後,“忠君”逐漸成為忠德的代名詞,幾乎遮蔽了它的原初含義;彭婷也認為,先秦儒家的忠孝觀,與秦漢以來“基於君權與父權統治的忠孝觀有本質區別”。
忠對歷史的作用,可以從史書怎樣記人看出來。元代脫脫等修《宋史》,立《忠義傳》。序文先說士大夫的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再說真宗、仁宗時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以直言讜論倡於朝”,中外搢紳於是“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所以靖康之變時“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修史時又議定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在這篇序裡,忠義既被當作一代士風的消長來記,也成了編寫正史的一條義例。同書《岳飛傳》記,何鑄審訊岳飛時,岳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這四個字由此寫進了正史。
在詩文裡,忠漸漸和“國”連在一起。南宋陸游《病起書懷》寫道:“病骨支離紗帽寬,孤臣萬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這首詩收在《劍南詩稿》卷七,同卷稍後《夏白紵》的序說“丙申五月在成都”,丙申即1176年,詩大約作於這一年前後(據同卷編次推定)。詩人自稱“孤臣”,又寫“京華父老望和鑾”,所憂之國仍以朝廷為中心;但他把憂國說成職位卑微的人也不敢放下的事,忠就不只是在朝大臣的本分了。南宋文天祥作《正氣歌》,序首自述“余囚北庭,坐一土室”,詩中列舉“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又說“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陸游詩末說“出師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燈更細看”,文天祥也把《出師表》列入“正氣”;前人的忠,成了後人寫忠時援引的榜樣。
忠的含義也一再受到追問。舊本題漢馬融撰的《忠經》開篇說“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認為是“後人詐題馬、鄭,掩其本名”。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臣》(題辭署“癸卯”,即1663年)中問:“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又說:“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出仕而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從孟子、荀子的條件之說,到黃宗羲區分天下與一姓,忠應當向著誰,一直是儒者爭論的問題。
忠的分寸,要放回它與禮、孝、義的關係裡去看。與“禮以行之”:孔子答定公,以“君使臣以禮”對“臣事君以忠”,忠從一開始就是禮所安排的君臣關係中的一方。與“孝慈傳家”:《孝經》以“忠可移於君”把家中的孝當作事君之忠的來源;彭婷則指出,先秦儒家面對忠孝衝突,“舍忠取孝不是重孝輕忠”,一般情況下盡孝“具有行為實踐的優先性”。與“義薄雲天”:彭婷說先秦儒家的忠君以義為倫理原則;《宋史》以“忠義”名傳,序中把忠義與名節、廉恥並舉。
忠起初只是孔子與禮對舉的一句答話;《孝經》把孝移作事君之忠,元人修《宋史》立《忠義傳》、讓“前代忠義之士”直書入史,它便成了衡量士人、編寫史書的一把尺子。陸游自稱“孤臣”而“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天祥在土室中寫下“時窮節乃見”;孟子、荀子和黃宗羲又不斷追問,忠該向著君主、向著道,還是向著天下萬民。這些追問,也讓忠一直留在儒者的討論之中。
忠心社稷是常倫之道裡講忠的一類:忠由對君主的本分,擴展為對國家的擔當。孔子說“臣事君以忠”,並以忠恕為貫穿自己學說的道理;南宋陸游寫下“位卑未敢忘憂國”,忠由忠君向外推到了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