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方技略》在漢代的書目裡給醫留了專門的位置:“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醫經七家中列有《黃帝內經》十八卷,經方十一家,整個方技略合計“凡方技三十六家”。志文稱方技“皆生生之具”,又說“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並引諺語“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醫在這裡既是技藝,也是一種看待人與國家的辦法。
實物和病例的記錄更早。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在前168年下葬;班戈大學2020年9月1日的新聞稿說,該校的維維安·肖、伊莎貝爾·溫德與霍華德大學的魯伊·迪奧戈重讀墓中的醫學帛書,認為其中描寫了十一條通路,是現存最早的人體解剖描述,這是他們的新解讀,並非定論。文獻方面,《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說“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倉公淳于意對朝廷的問話答道“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病例由此可以留存、比對。傳中也寫到醫的邊界:“病有六不治”,末一條是“信巫不信醫”。
東漢末年,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裡交代緣由:“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他“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成書十六卷。宋代林億等人的校序記道:“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認為“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先校定《傷寒論》十卷。醫書由此進入官方校勘,留下了穩定的文本。
藥物之學走的是另一條線。《舊唐書·呂才傳》在“顯慶中”的一段記事之後接著寫: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許敬宗與呂才、李淳風、孔志約及諸名醫“增損舊本”,由司空李勣總監定,“併圖合成五十四卷,大行於代”。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序例稱其“始於嘉靖壬子,終於萬曆戊寅,稿凡三易”,“增藥三百七十四種,方八千一百六十”;萬曆戊寅是1578年。王世貞在序裡(萬曆庚寅,1590年)轉述李時珍的話:“歲歷三十稔,書考八百餘家”,並稱此書“每藥標正名為綱,附釋名為目”。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李時珍之子李建元上疏進呈,批示是“書留覽,禮部知道”。重刻本序的作者夏良心寫道:“醫之為道,君子用之以衛生,而推之以濟世,故稱仁術。”
這套知識與幾條正典相扣。《素問》論理:“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又說“治病必求於本”,用的是陰陽五行一條裡的同一套語言;論飲食則是“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把醫放進糧蔬瓜果和畜禽水產的日常裡。馬王堆醫書寫在帛上,連著簡牘帛書一條所講的材料。夏良心稱醫為“仁術”,張仲景序也以“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自任,與仁者愛人一條所講的價值相通。《舊唐書·呂才傳》既記呂才與諸名醫增損《本草》,也記他逐條駁斥葬書,那正是堪輿相地一條所講的術數;醫與擇地之術,在同一頁裡被分開對待。
這套知識至今仍被翻讀。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新聞公報說,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根除瘧疾的努力已告失敗;屠呦呦轉向傳統草藥,從篩選中得到黃花蒿提取物這一線索,但結果不穩定,她又回頭查閱古代文獻,找到提示,終於提取出有效成分。
一戶宗族二百餘口,不到十年死去三分之二,張仲景的序從這筆賬寫起;朝廷詔儒臣校正醫書,唐代官修《本草》成五十四卷,李時珍三十年三易其稿,增藥三百七十四種;到2015年,諾貝爾獎的公報仍寫著有人回到古書裡找線索。中醫藥學立得住,憑的是這樣一代代肯記錄、肯校訂、肯改動的人。
中醫藥學是格致算造裡講中醫和藥物之學的一類:漢代以來以整體看待人、按具體情形辨證論治為核心的醫學傳統,連同它積累的藥物之學,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醫方和經脈文獻,到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再到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