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史書裡,有一座被圍的城用上了火槍。《宋史·陳規傳》記,李橫圍德安,諸將說“圍城七十日矣”,陳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湯璹的《建炎德安守禦錄》(湯璹是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記得更細:紹興二年(1132)六月,李橫率襄陽、鄧、隨、郢諸州軍馬和百姓五六千人來攻,下寨七十座;陳規“以火炮藥造下長竹竿火槍二十餘條,撞槍、鉤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兩書說法不盡相同:圍城的日數,《宋史》寫諸將說“圍城七十日矣”,《守禦錄》的標題作“六十五日引去”;天橋一事,《守禦錄》寫天橋陷住之後,是城上推下“火牛”柴草,被羊馬城內的人堆在天橋腳下焚之。
火器後來越鑄越大。中國航海博物館的文章稱,已發現的有明確紀年的碗口銃中,最早的是元代大德二年(1298)所制,銃身有兩行八思巴字銘文,大意是“大德二年於迭額列數整八十”,據有關專家考證,大概是元朝同察合台後裔叛軍作戰所用;有明確中文紀年的,現存最早的是元代至順三年(1332)的一件,銘文有“至順三年二月吉日,綏邊討逆軍,第叄佰號馬山”。洪武八年(1375)的萊州衛碗口銃,1988年在蓬萊出土,重73.5公斤,經專家推斷,是用於防備倭患的海防銃炮。
到了明代,火器成了朝廷的事。《明史·兵志》記,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機槍炮法,特置神機營;永樂十年,詔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諸山頭,都設五炮架。但朝廷對它很慎重:宣德五年敕宣府總兵官:“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正統年間,邊將在宣府立神銃局,皇帝以“火器外造,恐傳習漏洩”,下令制止。嘉靖八年,從右都御史汪鋐之言,造佛郎機炮,志裡說“佛郎機者,國名也”,其國船到廣東,白沙巡檢何儒得其制。萬曆中,“大西洋船至,復得巨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崇禎時,徐光啟請令西洋人制造,發各鎮。
火器並沒有一用就靈。同一篇志說,崇禎時“將帥多不得人,城守不固,有委而去之者”,流寇犯闕,三大營兵不戰而潰,“槍炮皆為賊有,反用以攻城”。講車戰的一節也寫,戚繼光在薊門練兵車七營,“特以遏衝突,施火器,亦未嘗以戰也”。
天啟六年(1626)正月的寧遠之役,正是這些線索會合之處:袁崇煥“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次日大軍攻城,他命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傷城外軍”,再攻不下,“圍遂解”。傳文稱“西洋巨炮”,沒有寫“紅夷”二字。
志裡還交代了為什麼詳寫它:“惟火器前代所少,故特詳焉。”與它相接的正典不少。火藥兵工一條所講的火藥,陳規的火槍用的就是“火炮藥”;佛郎機與紅夷傳入,連著西學東漸一條所講的西方知識,徐光啟請西洋人制造便是一例;志裡記車營把銃炮裝上偏箱車,同戈戟陣法一條所講的車陣相接;寧遠一役的清野以待,同堅壁清野一條相接;永樂十年北邊山頭的五炮架,設在北邊防線上,同萬里長城一條所講的防禦相接。
德安城下,攻者靠的是天橋,守者用火槍出城去燒它;寧遠城頭,巨炮傷的是城外的軍。火器改變的,是守者殺傷攻者的距離與辦法,也讓朝廷去管制它、授它名號,後來修史的人還為它詳寫一節。它又沒有一路只贏:槍炮可以被敵手奪去,反用來攻自己的城。
一根竹竿加火藥,在德安城頭備著對付攻城的天橋;一件鑄著八思巴字的銅銃,記下了元代大德二年;西洋巨炮在寧遠傷了城外的軍,“紅夷”則在天啟年間得了大將軍號。火器越鑄越大,留下的卻不只是器物:朝廷珍視它,又怕它外洩,亂世裡它還會落進敵手、反來攻城,怎樣保管、授予與防範,同怎樣鑄造一樣被寫進了史書。
火器革新是博弈謀略裡講火器的一類。它講從南宋德安之戰的竹火槍、元代的上都銅火銃,到明代寧遠之戰的紅夷大炮,火器怎樣一步步成為戰場上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