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公輔《義田記》(《古文觀止》所收)這樣寫這件事:范仲淹“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數目也寫得具體:“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吳郡志》也錄了這篇記,文字略有不同:《古文觀止》本說他“力未逮者三十年”,《吳郡志》所引作“力未之逮者二十年”,兩處並列,不作取捨。
《宋史》說他“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初訂的那份規矩署“皇祐二年十月日”(農曆),署銜“知杭州事范押”。條文要求“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于掌管人處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又規定豐年“樁留二年之糧”,遇凶荒則“除給餱糧外,一切不支”。族外也有一條:“鄉里外姻親戚”遇“非次急難”,“即於義田米內量行濟助”。《義田記》寫嫁女“五十千”,規矩寫“嫁女支錢三十貫七十七陌”,兩頁數目不同,這裡並列,不作換算。買田在哪一年,頁面只有區間:范之柔的奏疏說“自慶曆、皇祐以來,節次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畝”;《吳郡志》所錄的義宅記只說他任職杭州時回到故鄉買田,寫作“皂祐中”,沒有年份;皇祐二年是初訂那份規矩的署年,這裡不把它當作買田之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皇祐二年仲淹初定規矩十條,後來純仁兄弟續增二十八條,慶元二年又有十二條,是范之柔所增定。
范仲淹身後,《宋史》記其子純仁“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范之柔的奏疏講了另一件事:純仁於治平元年(1064年)知襄邑縣,奏疏稱他“慮版牓不足久傳”,且“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敕條,本家難為伸理”,便奏請下本州“許令官司受理”,朝廷“依所奏施行”。此後規矩一再修訂,頁面所載修定的年份從熙寧六年(1073年)到政和五年(1115年),《續定規矩》末署政和七年(1117年)。南渡之後,奏疏說“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吳郡志》所錄的義宅記(作者在文中自稱“鑰”)記故基曾被“編民豪據”,又稱范良器修復義宅,興工在慶元二年(1196年)季夏,中秋告成(均為農曆)。
條文把產業同個人隔開:“族人不得租佃義田”,“不得典買族人田土”,“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掌管人若“侵欺”,要“申官理斷償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罰則分兩種:一處罰的是全房,“罰全房月米一年”;另一處罰的是本人,“因犯私罪聽贖者,罰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范忠信(華僑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2年第6期,儒家網轉載)認為,范氏義莊“符合今日民法學上的社團、財團兩種法人定義”;王湘平(中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原道》第38輯,儒家網轉載)稱其法律構造與現代慈善信託制度“有著驚人的一致”,同時說它“未能發展為現代意義上的信託制度”。批評也有,《袁氏世範》的《睦親》篇談義莊這類做法時寫道:“置義莊以濟貧族,族久必眾,不惟所得漸微,不肖子孫得之不以濟飢寒。”他的主張是“不若以田置義學”。
義莊裡也有讀書的一份。續定條文:“諸位子弟得大比試者,每人支錢一十貫文七十七陌”;族中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歲寒堂“除科舉年分,諸位子弟暫請肄業”。緊接在范之柔奏疏之後的一條寫明(這一條頁面沒有單獨寫年份),子弟“得解赴省”,義莊支官會錢一百千,目的是“庶使諸房子弟知讀書之美,有以激勸”。這一筆同科舉選賢一條所講的考試連在一起:族田的收益,有一部分送去了考場。
它同別的正典有三處相接。《義田記》拿晏子作比,說他“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又引孟子“親親而仁民”,這是孝慈傳家一條所講的親親之序。規矩裡“先凶後吉”“先尊口後卑口”的次序,是禮以行之一條所講的尊卑,寫進了賬目。請米曆子要“諸位簽字圓備,方許給”,同契約信用一條所講的憑據相合。
范仲淹的義莊在這些頁面裡留下的,是一筆田、一部可以修訂的規矩,和請官府受理的奏疏。批評者說“族久必眾”,所得漸微,不如“以田置義學”;錢公輔則說它“規模遠舉”。
一千畝田,一份署著“知杭州事”的規矩,一條條把錢和米同人隔開的禁令。它給族人飯吃、衣穿、婚嫁和喪葬的錢,給應考的子弟送去應試的錢,又從族中選“二人”做教授;遇到急難,族外的“鄉里外姻親戚”也可得些濟助。南渡後莊宅焚毀,又遭“編民豪據”,范良器修復了義宅,規矩一直續增到慶元年間。後人用“信託”“法人”去讀它,頁面裡的字只有“義”。
宗族信託是商道流長裡講宗族義莊的一類,義莊以族田收益贍濟族人。北宋范仲淹在蘇州置義田、立義莊,田產歸全族所有,不得分割,收益用來資助救濟族人,也辦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