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輿”在漢代已是一個門類的名字。《漢書·藝文志·數術略》的五行類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形法類列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志文說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並強調“非有鬼神,數自然也”。《史記·日者列傳》篇末褚先生補記,孝武帝時召集佔家,問“某日可取婦乎”,結果是“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各家說法不一;皇帝批示“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可見堪輿是當時幾家數術之一,也是朝廷問事時要聽的一家。
選址看地勢本是更早的事。《詩經·公劉》寫“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尚書·召誥》寫“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洛誥》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認為“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然後“乃建王國焉”,這與登封測影一條所講的測影相接。
題為郭璞所作的《葬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二的提要說“舊本題晉郭璞撰”,又指出《宋志》才載有郭璞《葬書》,“是其書自宋始出”,“必以為出自璞手,則無可徵信”。書中的話是:“葬者乘生氣也”,“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藏風次之”。提要稱“乘生氣一言,其義頗精”,也批評“遺體受蔭之說”使後世“惑於禍福”。提要引王禕《青巖叢錄》說,後世分兩派:江西之法“主於形勢”,宗廟之法“主於星卦”,後者“純取八卦五星以定生克之理”,與易卦乾坤一條相連;《葬書》裡還有“五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一句,頁面的註文把五氣解作五行之氣,與陰陽五行一條相連。
批評同樣早。《舊唐書·呂才傳》記太宗以陰陽書“漸致訛偽”,命呂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呂才的《敘葬書》引《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說這是“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又說“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駁“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之說,結語是“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史臣贊他“核拘忌之曲學,皆有經據”。同一傳裡,呂才也與諸名醫增損《本草》,這與中醫藥學一條相鄰。北宋程頤《葬說》不全否定:“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並說“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只要謹守“五患”: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
到了帝王陵寢,選址成了國家的事。《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三十六收錄的各家記載,永樂七年(1409年)成祖卜壽陵,說法不一:《水東日記》說禮部尚書趙羾帶江西術士廖均卿到昌平,“遍閲諸山,得縣東黄土山”,成祖當日臨視,封天壽山;另一說是山東人王賢;《明世廟識餘錄》則寫:“所聞異辭,難以懸定也”。《治平略》記:“文皇帝初卜陵,衆議欲用檀柘寺基,上獨鋭意用黄土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頁面說,明清帝陵所在的地形經過精心選擇,依據的是堪輿(風水)原則;福建土樓的頁面則說,土樓與景觀的關係體現了風水原則。
一塊葬地,歷朝有不同的問法:漢代書目為它立了“堪輿”的名目,唐太宗命呂才與學者刊正陰陽書,程頤說只要謹守“五患”,明成祖卜壽陵,眾議欲用檀柘寺基,他卻獨意用黃土山,是誰薦的山,記載各異,後人只能寫“難以懸定”。這門術數各家說法不一,卻一直牽著人們挑選住處與墓地的方式,直到今天仍出現在世界遺產的說明裡。
堪輿相地是格致算造裡講傳統擇地之術的一類:通過觀察山川、水源、土壤與季風,來選擇宅基與墓地。它屬於傳統術數,西漢時已成門類,後世用它為營造選址,也用它防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