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出現以前,書寫靠的是竹木簡和絲帛。《尚書·多士》裡,周王對殷的眾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是拿冊和典來說前朝的興替。許慎《說文解字·敘》說:“著於竹帛謂之書”,把寫在竹和帛上的字叫作書。竹簡是一枚枚編聯的,一枚能容的字不多:《漢書·藝文志》說,劉向用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又說“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缺一枚簡,就缺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
寫得多,就得搬得多。《史記·滑稽列傳》記東方朔初入長安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武帝“讀之二月乃盡”。《墨子·貴義》說:“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莊子·天下》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諸子的論說,要成篇、成卷、裝上車,才傳得出去,這是諸子散文一條所講的文章賴以存在的底子。《漢書·藝文志》回看戰國,說:“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這些紛然的言論,留下來的都是寫在簡帛上的。
簡帛也靠國家來保存。《漢書·藝文志》寫,秦“燔滅文章”之後,“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同篇記,武帝末魯共王拆孔子的舊宅,得到古文《尚書》和《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這批竹簡上的書,是後來四書五經一條所講的經典的一部分來源。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裡說自己“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史家絕唱靠的也是這樣收藏起來的簡冊。
地下出土的簡,印證了這條線。湖北省博物館展出的曾侯乙墓竹簡是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竹簡,距今2400多年;它1978年在湖北隨州的曾侯乙墓發現,有字簡共240枚,約7000字,主要記喪葬時所用的車馬,車名39種、馬207匹。清華大學入藏的戰國竹簡,2008年入藏,約2500枚,抄寫時間確定為公元前305年前後,內容多為經、史一類典籍,其中《傅說之命》與東晉出現的古文《尚書》裡的同名篇內容不同;首批文獻被認為“重現了《尚書》及類似典籍”。《繫年》共138支簡,記西周初年到戰國前期的歷史,其中有許多事件不見於傳世文獻,可能對《左傳》《國語》《史記》有訂正作用。
簡的短處,在於重。《後漢書·蔡倫傳》寫:“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於是“天下咸稱‘蔡侯紙’”,這就是蔡侯造紙一條的開端。《太平御覽》引《桓玄偽事》,記桓玄說:“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引文出自類書,只能說東晉的桓玄有這樣的話,年份該頁沒有給。
簡牘帛書的位置,是在紙到來之前,把論說、典冊、史料和隨葬的車馬清單變成可以搬動、保存、再抄的東西,沒有它們,《漢書》裡的校勘、清華簡裡的佚篇,都無從談起。
一枚竹簡只容二十幾個字,一部書要裝上車,東方朔的上書要兩個人才抬得起,劉向校書時數得出缺了幾枚簡。就是在這樣的載體上,惠施有了五車書,漢廷有了藏書之策,曾侯乙的車馬名單和清華簡裡的《尚書》佚篇埋進地下,兩千多年後重見天日。蔡倫的紙與桓玄的黃紙接過這份重量以前,諸子的話、史家的書、經典的字,靠的都是簡與帛。
簡牘帛書是匠心格物裡講紙張普及之前書寫材料的一類。商代已用簡冊書寫,戰國時簡帛書寫大盛,到東晉桓玄下令以紙代簡,紙才全面取代簡牘,成為公文書寫的材料。這一類講竹簡、木牘和帛書,也講寫本遺書、古代輿圖和檔案文書。造紙的工藝歸蔡侯造紙,印成的書歸活字印刷,書畫歸書畫宣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