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先在文字裡出現,後在地下得到印證。常璩《華陽國志》寫道:“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又說周代的蜀“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並排出蜀王的次序:“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後“作石棺、石槨”;“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後有杜宇,“教民務農”。李白《蜀道難》寫:“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又說“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這些蜀王只在文獻裡留下名字,《華陽國志》沒有說他們與今天的遺址如何對應,下文所開的考古報道也沒有把出土物對到某位蜀王名下。
考古的材料來自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據《中國日報》2025年的報道,遺址在1920年代已被發現,1986年發掘出頭兩個祭祀坑,2019年起又發掘出三至八號坑;北京大學的碳十四測年顯示,三、四、六、八號坑的掩埋有95.4%的概率發生在公元前1201年至前1012年之間,該報道把這段時間放在商代晚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冉宏林說,一、二、三、四、七、八號坑裡都發現了相同的殘片,表明這些器物是同時掩埋的。美國《考古》雜誌轉述的另一組數據,把另外兩個坑放在公元前1046年至前950年左右。雜誌寫道,1986年發現的兩個坑裡裝著數百件玉器、青銅器和象牙,是經過儀式埋下的;新發現的坑裡另有一件跪姿青銅人像,頭上頂著飾龍的尊。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北京科技大學和劍橋李約瑟研究所的一項聯合研究,三星堆形成了以分段鑄造為主、輔以整體鑄造和鍛造的工藝;研究者郭建波談到鑄件中的支撐,說它們對鑄造青銅神樹之類的器物不可或缺。
這些發現改變了講述早期文明的方式。《南華早報》2021年3月的報道說,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相信,三星堆的發現可以為一種主流看法帶來新的認識,那種看法認為古代中華文明主要集中在北方的黃河流域。三星堆祭祀坑裡埋下的,是成批的重器。《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些青銅、玉器和象牙,可以和青銅鼎彝、玉器禮天兩條所講的禮器對照,這是對照,不是文獻的直接斷言。古蜀又有文獻可查的後事:《史記》記“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更詳:“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
蜀地併入秦以後,這片平原成了秦漢經營西南的基地。《史記·河渠書》寫:“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這就是都江引水一條所講的工程。《史記·大宛列傳》記張騫:“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並建議“從蜀宜徑,又無寇”,由蜀地通向西方的路線,與絲綢之路相連。
古蜀進入文化記憶,靠的是傳說和詩。《華陽國志》記了石牛的故事:“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這是傳說,不是史實的記錄。2001年,成都金沙遺址出土一件圓形金箔,有十二道光芒和四隻飛鳥,英文《中國日報》說它被稱為中國文物的象徵,說它反映了三千多年前高超的金工,也顯示出古蜀國人的智慧。三星堆的遺物與金沙的金箔,是今天談古蜀的兩處實物。
古蜀先是文獻裡的幾個名字,後來成了地下成批的重器:《華陽國志》只記下蠶叢、魚鳧和“蜀先稱王”一句,三星堆的祭祀坑卻埋著數百件玉器、青銅器和象牙,測年落在商代晚期前後,鑄造工藝足以造出青銅神樹。蜀地併入秦以後,又有都江的水利和張騫所見的蜀布,金沙出土了金箔。《南華早報》轉述的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認為,這些發現能為古代中華文明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的主流看法帶來新的認識。
古蜀三星是匠心格物裡講三星堆青銅器的一類,以青銅神樹、縱目面具為代表,也講青銅雕像,三星堆之外的青銅雕像也算在內。三星堆古蜀青銅文明興起於成都平原,與中原的商王朝並行發展,後來古蜀的政治中心轉到成都金沙。三星堆之外的青銅禮器和其他青銅器歸青銅鼎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