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宋之問傳》說:“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又引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這裡講的是永明以來的聲律(見“辭章對韻”)怎樣到了宋之問、沈佺期手裡:避開聲病,約束句子,規範篇章,學詩的人以他們為宗。
這套規矩為什麼能立住,康熙帝的《御製全唐詩序》給了一個解釋:“詩至唐而眾體悉備,亦諸法畢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為標準,如射之就彀率,治器之就規矩焉。蓋唐當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於六義之學,以為進身之階。”《新唐書·選舉志》記永隆二年(681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說當時“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於是詔令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與此相合。也就是說,格律既是詩人的講究,也是科場的門檻,這是“科舉選賢”和唐詩相連的地方。
唐人自己怎樣看前人,杜甫留下了幾句話。《偶題》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又說“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戲為六絕句》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他把屈宋當作可以並駕的前人,又提防自己落入齊梁的後塵。李白《江上吟》寫“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這條線通向“楚辭離騷”。
唐詩傳下來的數量,在清人編的《全唐詩》裡有統計。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四月十六日的序說,編者“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釐為九百卷”,“唐三百年詩人之菁華咸採擷薈萃於一編之內”。編書的辦法是“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時代分置次第”。有了這樣一部總集,後人學詩、評詩就有了共同的底本。
後世學唐詩,取法的範圍並不一致。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辨》裡說:“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明史·李夢陽傳》說李夢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康熙帝的序卻不贊成分得太細:“論次唐人之詩者,輒執初盛中晚,歧分疆陌,而抑揚軒輊之過甚,此皆後人強為之名,非通論也。”到了清代,《唐詩三百首》的年代為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蘅塘退士的序說,當時兒童入學先授《千家詩》,其詩“工拙莫辨”,所以他“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餘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並問“較《千家詩》不遠勝耶”,又引諺語:“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這是“童蒙養正”裡詩教的一個例子。
幾處牽連放在一起看:永明體的平仄經沈約、庾信傳到宋之問、沈佺期,是“辭章對韻”的延續;聲律取士、雜文試進士,是“科舉選賢”;杜甫的“屈宋”與李白的“屈平詞賦”,通向“楚辭離騷”;家塾課本,則屬於“童蒙養正”。
沈佺期、宋之問“回忌聲病,約句準篇”,進士科考雜文,康熙帝說“稱詩者必視唐人為標準”,《全唐詩》收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蘅塘退士又把三百餘首編成家塾課本。杜甫既“竊攀屈宋”,又防著“齊梁作後塵”。格律在唐人手裡是規矩,也是向前人學習、同他們比肩的辦法。
風雅詩韻收錄四言詩、楚辭騷體、漢魏樂府、古體歌行、近體絕句、近體律詩、竹枝詞、回文詩與歌曲詞章,講述這些詩歌與詞章的形式。詞、曲與戲劇、辭賦與駢文不在本類範圍,詞見宋詞流韻,曲與戲劇見元曲牌調;辭賦與駢文另見辭章對韻。詩話與評論另見文論詩話,經籍另見四書五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