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乾坤

茶起初怎樣被人使用，至今沒有定論；《史密森尼雜誌》轉述研究者的話說，茶的確切起源仍不清楚。實物方面，據《中國日報》報道，山東大學團隊檢測了山東鄒城邾國故城西崗一號墓碗中的殘渣，認為是煮或泡過的茶渣，年代在公元前453年至前410年。文字方面，西漢王褒《僮約》寫於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約中有“烹荼”“武陽買茶”兩句，《古文苑》注把“荼”解作苦菜、把“茶”解作茗，兩句的讀法古人就有不同。

唐代陸羽的《茶經》約成書於760年至780年間，把採、蒸、搗、拍、焙、穿、封諸道工序和三沸煎茶的方法寫成條目，並說茶宜於“精行儉德之人”。宋代宋徽宗的《大觀茶論》與蔡襄的《茶錄》講點茶，茶盞以青黑為貴。《明史·食貨志》說明太祖罷造龍團，“惟令採茶芽以進”，沒有寫年份；郎瑛《七修類稿》引抄本《聖政記》記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為該年九月，並說當時人取嫩芽“一瀹便啜”，又說散茶在宋代已有，只被當作下等。

茶對歷史的作用，清楚地見於國家財政與邊防。宋廷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的詔書說：“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宋代在江陵、真州等地設榷貨務六處，在淮南設山場十三處，由官府專賣；雍熙以後用兵，朝廷令商人把糧草運到邊塞，換取交引，再憑引到江、淮、荊湖領取茶和鹽（《宋史·食貨志》）。熙寧七年（1074年），朝廷遣李杞入蜀買茶，在秦鳳、熙河以茶換馬。《明史·食貨志》總結說：“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代並在秦、洮、河、雅諸州設茶馬司。一種飲料由此進入了稅收、軍需與邊地馬政。

在文化上，茶的普及與佛教關係密切。《封氏聞見記》說，此前“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年間，泰山靈巖寺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的人務求不寐，又不夕食，都允許飲茶，人們隨身帶茶，到處煮飲，互相仿效，成了風俗，城市多開店鋪煎茶出售，“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國茶的宗教與文化史的英文專著，據出版社的介紹，書中認為，佛教僧人改變了人們對茶的態度，雲遊的禪僧把飲茶帶到各地；茶還給詩人帶來靈感，影響了士人交流思想的方式。唐代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從“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寫到“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結尾卻問：“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蘇息否。”署名唐人王敷的《茶酒論》讓茶與酒爭功，最後由水出面調停，“酒店發富，茶坊不窮”。宋代東京的茶坊五更點燈，南宋臨安有清樂、八仙等茶坊，見於《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

茶與另外五種典範都有實在的往來。與“茶馬互市”：唐宋以來以茶易馬，明代設茶馬司，內地的茶成了換取邊地馬匹的貨物。與“鹽關專榷”：宋代的交引既可領茶，也可領鹽，茶與鹽同在官府專賣之列，一同用來招商人向邊塞運糧。與“瓷藝百窯”：點茶講究茶色之白，蔡襄說宜用建安所造的黑盞，宋徽宗也以青黑為貴，飲法的變化帶出了對茶盞的講究。與“酒醴漿飲”：《茶酒論》讓茶與酒對辯爭功，收場時酒店與茶坊並存，茶已被當作可以和酒相提並論的飲品。與“絲綢之路”：一個研究團隊2016年在《科學報告》上發表論文，認為長安和西藏阿里出土的早期茶葉表明，一條穿越青藏高原的絲綢之路支線至遲在公元2至3世紀已經形成。

一種飲料竟進入了國家的賬簿與邊防，茶的典範地位由此而來：宋代商人把糧草運到邊塞，換得交引去領茶和鹽，明代設茶馬司以茶換馬。它也走進了寺院與市井：學禪的人為求不寐而飲茶，城中店鋪“不問道俗，投錢取飲”，盧仝寫到第七碗，筆鋒一轉卻為蒼生發問。點茶帶出了對黑盞的講究，《茶酒論》讓它與酒並肩，出土的早期茶葉還成了絲路一條高原支線的證據。